鲜为人知的是，海盗活动与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与开发紧密相连，他们是全球海洋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特别是在15至19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海盗们实际上充当了各国争霸舞台的先行者，通过劫掠财物、抢占领土、争夺霸权，在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以及激烈的海上争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时期，许多海军将领和科考队伍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海盗经历的烙印，如约翰·霍金斯曾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先锋，弗雷西斯·德雷克更是完成环球航行并受封骑士的英国传奇人物，他们在历史上声名显赫，堪称“合法海盗”。巴巴罗萨兄弟则更进一步，担任过奥斯曼帝国的海军统帅。甚至像哥伦布和麦哲伦这样的著名探险家，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得到官方认可的“海盗”。

更为罕见的认知是，海盗的行为和所效忠国家的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海盗们的活动诱使背后的政府采取类似于他们的策略，不避讳侵略性行为，生动演绎了国际关系中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17世纪初，西班牙在与英、法、荷兰等国的战争中屡次失利，同时加勒比地区的统治也逐渐被这些国家挤占。由于西班牙海军实力过于强大，其他国家难以在短期内超越，因此它们纷纷选择利用海盗的力量来对付西班牙。这些国家在战时采用了“私掠许可证”制度，允许海盗抢夺其他国家商船，并按比例分享所获财富。然而，这一许可证的颁发也有条件，包括不得袭击本国商船以及在和平时期不得攻击商船，否则将被视为敌对海盗遭受严厉打击。

现在我们对“私掠许可证”的运作原理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了吧？

海盗行为本质上是政府行为，也就是说，一艘普通的海盗船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没有地方修理船只，缺乏炮弹补给，而且抢来的战利品也难以变现。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海盗船大概率都是海军军舰。

在欧洲历史上，英国和荷兰最初是盟友，由于都受到西班牙的欺压，因此它们相互支持，英荷海盗便积极骚扰西班牙。

私掠许可证的颁发并非简单的“合法化海盗行为”，而更多地是国家为备战而采取的策略。颁发私掠许可证的同时，国家已经在准备战争，对于挑战海盗的敌人，国家也会提供支持，例如派遣军舰参战。

亚当·斯密曾经描述过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殖民地治理上的差异，强调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也论证了技术创新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影响。

然而，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并非仅仅出于和平需要，更是因为个人追求财富、国家扩大权力的动机，以及海盗需要更新装备并参与国家发动“海盗式”战争的需求。

一艘海盗船的构成包括军舰、武器和补给，这三者在16到18世纪都是“国家工业产品”，需要国家的支持和造船厂的技术支持。这三样在16到18世纪都是“国家工业产品”，现在也是，没法从普通作坊搞出来。

大型船只的建造绝非一般小型工坊所能胜任，而是依赖于国家级别的造船厂根据精密图纸进行规模化生产。其前期投入之巨，超出了普通个体的能力范围，不可能轻易在某个隐蔽处自行建立生产线；而且一旦启动生产，必须保持稳定的产能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工匠团队的持续工作。此外，大型船只的建造还涉及到一系列产业链配套环节：如船体密封所需的沥青需自专门的作坊供给，优质橡木作为船材则要求附近有丰富的产地，同时不可或缺的是铁匠铺等为船只提供结构部件支持。在欧洲的历史背景下，往往是一个城市集中力量来维护运营一个核心造船基地。

至于武器配备方面，一艘典型的海盗船至少要装备几门大炮才具备足够的战斗力。然而，大炮历来都是珍贵的战略物资，不同于马背上的匪徒携带枪支打劫那样常见，极少有人能非法获取并拖曳着大炮进行海上掠夺活动。这些威力强大的火炮通常只能通过帝国军备仓库流出，非寻常途径所能获得。

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在全球大受欢迎，但真实的海盗生活并非如电影中所展示的惊心动魄。海盗生活艰苦，海上生活单调无聊，而补给问题比想象的更为复杂。麦哲伦完成全球第一次环球航行时，船只有限，船员条件恶劣。生活在木质船舱里，面对干硬的防腐饼干和缺乏保鲜技术的食物，船员的健康状况堪忧。

实际上，补给问题的严峻程度远超乎今人的想象，在英国海军传奇将领纳尔逊上将麾下的旗舰“胜利”号所载之详尽航海日志中，生动再现了18世纪英国皇家海军的生活实景。当时，尽管记载显示海军膳食包括肉类、面包、奶酪、燕麦片、干豌豆以及酒类等多样食材，看似丰盛，但这背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食物保存难题。

在那个冰箱尚未发明的时代，如何确保食物新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那些被记录在案的食物在其实际形态和口感上，往往与我们今日所设想的情况相去甚远。即使是当时欧洲最强大且富饶如法国这样的国家，也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享用到精致松软的白面包，而广大普通民众的饮食则大不相同，他们主要依赖的是掺杂了燕麦、大麦、各种豆类，甚至麸皮和木屑的黑面包。

追溯至欧洲乡村生活习俗，公共烤炉是村民们每隔数日烘焙家庭主食的地方，由此诞生了诸如俄罗斯大列巴和法式长棍那样体积庞大的面包品种。这些面包之所以制作得格外坚硬干燥，主要原因是为了延长保质期，防止腐败变质。

硬到何种程度呢？历史文献中不乏令人啼笑皆非却又发人深省的记载：窃贼潜入贫困农户家中行窃时，竟可能因误食过于坚硬的黑面包导致窒息身亡；而在家庭纷争中，这种面包还充当了极具杀伤力的“武器”。这些描述无不揭示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与食物储备的实际状况。

至于水手们所食用的面包，其保质期可长达数年之久，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堪入目的事实：许多面包内部滋生了象鼻虫和蛆虫，这种情况在当时被戏谑地称为“与蠕动的小生物共食”。然而，船员们却不得不展现出别出心裁的生存智慧，他们在盛放饼干和面包的袋子口放置一条鱼，利用鱼肉来诱捕这些害虫。一旦鱼体上爬满虫子后，便将鱼丢弃。如此一来，他们所面对的就是那块既硬且干、附带“额外蛋白质”的面包，试问这样的食物，又有几人能下咽？

不同于陆地上的强盗与窃贼，海盗的生活状态并不总是如电影或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样具有职业化的特性，即并非所有海盗都是全职从事掠夺生涯。实际上，在一些时期，众多海盗往往是出于生计所迫，而非人们想象中的凶悍形象——满脸横肉、衣衫破烂、沉湎酒色、恣意妄为。在现代造船技术尚未发展成熟之前，欧洲远洋舰队成员的生活境况在今天的视角看来极其艰苦：他们拥挤在渗漏不止的木制船舱内，睡在湿气凝重、几乎能拧出水来的毯子和吊床上，周围弥漫着浓重的霉味，只有偶尔靠岸时才有可能洗个澡。他们的餐桌上则是坚硬到咬不动的防腐饼干，搭配无法有效保鲜的鱼肉，饮用的淡水也往往因储存时间过长而变质；唯有朗姆酒成为了船上难得的一抹滋味。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船员们的健康状况自然堪忧。

所以，海盗们是如何改良饮食状况的呢？答案出乎意料，竟与“自助餐”这一全球餐饮文化现象息息相关。追溯历史，自助餐这一概念可远溯至瑞典维京时代的餐桌传统。那时的维京人，即我们所熟知的“北欧海盗”，活跃在千余年前的挪威、丹麦和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他们凭借精湛的航海技艺驰骋于欧洲各海域，从事贸易或进行劫掠活动。每当收获丰富食物时，维京人便会举办盛大的庆典宴会。

然而，遵循传统的逐道上菜模式，并不能满足海盗们快速补充能量的需求。因此，“首领”们创新了聚餐方式，改用大锅熬煮各种菜肴，一旦烹饪完成，便将一锅接一锅的食物置于众人面前，任由兄弟们自由选取、尽情享用。这种用餐形式不仅简化了宴席准备流程，提高了进餐效率，而且经济实用，从而迅速在当时的社会中流传开来，并最终演变为今日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的自助餐文化。

有人诙谐地诠释自助餐体验的巅峰境界：莫过于以空荡肠胃踏入餐厅，然后满载而归，此言旨在描绘在限定用餐时间内竭力享用各类美食，力求将“入场费”物超所值地转化为舌尖上的满足感，并最终心满意足地离席。世界各地流传着诸多关于最大化享受自助餐的趣味“攻略”，尽管其中某些策略略带戏谑与“海盗式”的掠夺色彩，但实际上这些方法与自助餐的起源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助餐这一餐饮形式正是源自于古代海盗独特的饮食习俗。

法国人以其精致的生活艺术，将这种自由取食的文化冠以“自助餐”的名称，并通过热衷社交活动的法国波旁王室将其发扬光大，成功引入上流社会的沙龙聚会中，使之演变为一种时尚且备受欢迎的聚餐方式。二战期间，随着美军后方驻地军用食堂开始广泛采纳自助餐的形式，这一源于历史长河中的独特餐饮传统，进一步扩展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适用性。

海盗，作为一种以武力劫掠商船的非法海上力量，尽管其行为与陆地上的强盗和盗贼同样具有掠夺性质，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将两者完全等同则显得过于简化。

追溯至公元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代，一段轶事揭示了海盗身份的复杂性：当大帝与一名被俘获的海盗进行对话时，这位海盗非但未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悔意，反而机智回应，指出他仅凭些许船只和部众便被视为海盗，而亚历山大凭借庞大的舰队和军队才被称为皇帝。这一对比暗含了一种权力结构的本质差异，以及对“合法”与“非法”边界的拷问。

进一步探讨，许多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中，海盗活动事实上发挥了超出想象的作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程，并参与了政治格局的重塑。

尤其突出的是公元8至10世纪间的北欧维京人，他们不仅从事传统的海盗劫掠，更具备了挑战甚至改变既有政权的实力。维京海盗成功侵袭并占领了包括现今英国、法国、爱尔兰在内的大片地区，西欧各国无法简单视之为普通的海寇，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建国潜力的敌对方或是可利用的政治势力。例如，丹麦曾积极招揽维京海盗对抗英格兰王国，这时的维京人已然超脱于传统意义上的海盗定义，成为一种具备战略意义的第三方力量或“海上武装力量”。

随着时间推移，维京人的势力不断壮大，最终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建立了挪威与瑞典两个国家，彻底实现了从海上掠夺者到国家缔造者的角色转变。

若非维京人在8世纪晚期启动的西进、南下与东征行动，今日我们所熟知的英国、法国、德国乃至俄罗斯等国的历史面貌是否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画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以及俄罗斯人的血脉深处，几乎都流淌着“北方入侵者”——维京人的基因痕迹。即使远在新大陆的美国，追溯其第一代移民的先祖渊源，十之八九也能发现与海盗之间的某种联系。

尽管海盗活动往往受到各大国利益纷争的影响和操控，但大航海时代无疑是海盗活动最为活跃且辉煌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东方海域同样经历了海盗势力的崛起，当时中国政府将这些海盗称为“倭寇”。13世纪末，由于日本实施海禁政策，导致不少日本浪人和商人乘船在中国沿海一带从事劫掠活动，对中国的商船及沿海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尽管明清两朝曾派遣诸如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官员竭力清剿，但始终未能彻底根除海盗隐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清朝后期采取更为封闭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

从这一视角来看，海盗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参与塑造并为西方现代文明铺垫基石，更可视为现代海洋文明乃至整个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不过，关于海盗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轮廓背后，他们或许还扮演了西方现代制度和海洋文明诸多具体细节的先行者的角色。

例如，在民主和法治理念方面，海盗船上的一系列领导者包括船长，均是由全体船员选举产生。尽管身处恶劣的生活环境，出于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以及对力量的崇尚，海盗们实际上也是团体民主实践的先驱。海盗首领和船长通常会根据集体投票表决制定详尽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袭击目标的选择、行为规范、战利品分配、弱者保护、惩罚措施以及退伙条件等内容，展现了一种原始而独特的民主治理模式。

如杰克船长的原型之一、18世纪初著名的大海盗“黑色准男爵”巴塞罗缪·罗伯茨就曾给船员颁布十一项规定：

1.对日常的一切事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决权；

2.偷取同伙的财物的人要被遗弃在荒岛上，只给一桶水，一把手枪，一把刀；

3.严禁在船上赌博；

4.晚上8点准时熄灯；

5.不许佩带不干净的武器，每个人都要时常擦洗自己的枪和刀，违者按摩西之法处置；

6.不许携带儿童上船，勾引妇女者死；

7.临阵逃脱者死；

8.严禁在船上私斗，如果一定要解决可以选用刀或枪上岸决斗，胜利者上船报告情况；

9.在战斗中残废的人可以不干活留在船上，并从“公共储蓄”里领800块西班牙银币；

10.分战利品时，船长和舵手分双份，炮手、厨师、医生、水手长可分一又二分之一份，其它有职人员分一又四分之一份，普通水手每人得一份；

11.乐师只有在休息日才能不奏乐；

绘于1888年的巴塞罗缪·罗伯茨船长画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大家认定谁是船长，谁就是船长，这种制度算得上一种民主。在海盗船上，船长的产生通常是通过船员的平等表决权来决定的。如果船员认为船长不合格，可能会将其流放至荒岛，让其自生自灭。这体现了一种基于平等和集体主义的决策机制，可以被视为一种民主的表现。

每艘海盗船都会有一份大家一致认可的宪章，详细规定了分工安排、赃物分配原则等事项，并要求船员们不折不扣地遵守。这类规章制度的存在体现了一种法治精神，通过明确的规则来维持船员之间的秩序和公平。

麦哲伦完成全球第一次环球航行时，船只数量不过五只，船员数量也只有300人，面临着极大的凶险和艰难。这展示了当时航海的极端困难条件，需要船员们共同面对挑战，彼此信任和合作。

通过罗伯茨船长的规章，我们可以看出加勒比海盗与普通强盗的区别。普通强盗往往以绿林好汉之义气行事，内斗频繁，行为缺乏底线，包括强奸妇女、拐卖儿童等恶行。相比之下，海盗们尽管基于共同的非法利益聚集在一起，但为了维持队伍的团结和海盗事业的长久之计，他们努力确立严明的赏罚制度、公平的分利原则，甚至禁止带妇女儿童上船以保持船队的战斗士气。这反映出海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种秩序和纪律，区别于普通强盗的混乱和无序。

15-18世纪的海盗集团确实展现出一种严谨的作风，其守则中既有残酷的红线禁令，也包含了平等、自由和温情的元素。这种管理智慧在当时的海盗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自组织、共同生存的原则。

马汉的言论强调了在面临生死考验时的认同感和紧迫感，认为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最终成就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国家需要海洋来为其提供生存的基础，而海盗组织可能正是这种海洋国家的缩影。海盗们虽然身份和性格各异，但共同的目标是为了生存和追求更好的未来，这驱使他们涉足海上，寻找可以立足的地方。

关于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和私掠船船长。德雷克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委任，进行私ering（私掠）活动，主要抢劫西班牙的船只，尤其是运载白银的船。他成功地抢劫了大量白银，为英国贡献了丰厚的财富。德雷克因此成为英国的英雄，最终在晚年被封为中将。他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认为是英国海上实力崛起的象征。

看下图，这一历险路线的确展示了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的壮丽旅程。他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连接了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元朝大都，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和商业桥梁。这种跨越亚洲和欧洲的旅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的年代，对促进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马可·波罗的冒险故事也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探险之一，为世界地理的认知做出了杰出贡献。意大利面和冰激凌就是当时意大利罗马商人从中国带过去的路上伙食。

确实，英国在殖民时期因未发现大量银矿而转向海上活动，特别是抢劫西班牙的运银船。这种海盗活动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弗朗西斯·德雷克是其中最著名、抢得最多的海盗之一。

德雷克的表弟霍金斯也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是当时英国最大的奴隶贩子之一。这两位亲戚在英国历史上都有显赫的地位，德雷克的成功海盗生涯和霍金斯的奴隶贸易业务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海上实力和经济基础。

德雷克后来被提拔为英国中将，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军事领袖。他的传奇故事和成功的私ering活动，尤其是抢劫白银的壮举，使他成为历史上备受瞩目的人物。他在巴拿马病故，但他的事迹和贡献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确实，海盗在历史上的形象和地位相当复杂。大航海时代（大约16世纪至18世纪）是海盗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各国殖民扩张、海上贸易繁荣以及战争频繁等因素，为海盗提供了丰富的猎物和相对宽松的活动空间。

英国和荷兰等海洋强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确曾经默许甚至直接支持某些海盗行为，特别是在与敌对国家如西班牙的竞争中，像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这样的私掠船长，他们对西班牙船只的劫掠被视作对国家利益有利的行为，并因此获得了官方的支持，甚至封爵嘉奖，成为了民族英雄般的存在。

然而，随着国际法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各国开始重视海上秩序和商业安全，海盗活动逐渐失去了合法外衣，转而被视为扰乱国际贸易、侵犯国家主权的犯罪行为。到了18世纪末期，随着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有效维护海域安全，打击海盗的能力增强，海盗黄金时代走向终结，许多海盗团伙要么被彻底消灭，要么被迫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

此外，海盗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其本质上的非法性和暴力性，使得即便是在其盛行的时代，也依然被普遍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